在2012年當選法國總統的幾個月前，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站在巴黎的一座橋上，向塞納河中扔了一朵紅玫瑰，以紀念在一場警察大屠殺中喪生的阿爾及利亞人，這些人無視支持獨立的示威禁令。
他的舉動標志著大屠殺50周年。在許多示威者居住的郊區克利希(Clichy)的一座橋上，一塊牌匾稱死者是“盲目鎮壓的受害者”。
在法國議會通過一項譴責1961年10月17日屠殺的決議之前，又過了13年，這似乎是值得注意的。
上個月的動議由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多數政黨文藝復興黨(Renaissance)和綠黨(Greens)的議員提出，使用了與牌匾上的銘文相似的術語，將生命的損失歸咎于“血腥和兇殘的鎮壓”。它還呼吁給予該事件官方紀念。
此舉受到了阿爾及利亞政府的贊揚，正如2011年奧朗德的姿態受到歡迎一樣。當時，出生于阿爾及利亞一個猶太家庭的法國著名北非歷史專家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歡呼，這是朝著“認識法國最大悲劇之一”邁出的第一步。
法國與其在馬格里布和其他地方的前殖民地之間頻繁出現的不穩定關系，是否會在這一對黑暗過去的象征性承認之后得到持久的改善，還有待觀察。對一些人來說，解決方案似乎太少、太遲了;其他人則會懷疑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國的政治觀點。
幾十年來，大屠殺一直被當局掩蓋。死亡人數被嚴重低估了——巴黎警察局最初說只有3人死亡——甚至1998年的一個政府委員會也認為死亡人數只有48人。即使是現在，歷史學家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一些估計表明，在抗議之前、期間和之后，有多達300人被殺，其中許多人被警察粗暴地扔進塞納河，要么已經死亡，要么被淹死。
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制造的爆炸事件導致11名警察死亡后，警察局長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受到復仇精神的驅使，下令警察襲擊示威者。大屠殺發生前三個月，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授予他榮譽軍團勛章。后來，他被曝光為納粹通敵者，參與了驅逐1600名猶太人的行動，其中大多數人死于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其他死亡集中營。
再多的追悔莫及也無法抹去1961年大屠殺給法國聲譽留下的污點。
然而，每一次承認過去對法國穆斯林的虐待的嘗試都會引起極右翼的憤怒，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掌權。其名義領袖，國民集會(前國民陣線)的議會領導人馬琳·勒龐，在總統投票意向的民意調查中領先。
2011年，當奧朗德慶祝執政50周年時，勒龐問道，“所有這些懺悔”是否助長了阿爾及利亞裔年輕人對法國的敵意。她要求阿爾及利亞對民族解放陣線造成的“數千人死亡和致殘”表示歉意。
巴黎大屠殺發生63年后，極右翼的觀點基本上沒有改變。勒龐領導的議員們一致反對議會決議。其中一位是國民大會黨(National Rally)的政治家弗蘭克?吉列蒂(Frank Giletti)，他譴責這是一項左翼倡議，旨在“通過謊言破壞我們國家的穩定……時而單方面指控(警方)，時而過度懺悔”。
他為警察辯護說，警察只是按照帕蓬的命令處理被禁止的示威活動，不幸的是，這提醒了人們一種根深蒂固的、分裂的觀點，這種觀點嘲弄了和諧共處、不同社區和諧共處的概念。
沒有多少追溯的余地
這可以抹去1961年大屠殺給法國聲譽留下的污點
即使這種民粹主義的表現不能再被視為無關緊要的邊緣人的咆哮，但對法國的批評并不總是完全公正的，這也是有爭議的。
馬克龍還譴責了1961年的殺戮事件。在2021年的60周年紀念上，他談到了“不可原諒的罪行”，后來成為第一位參加紀念受害者儀式的法國總統。
但是，就像他承認法國在殖民統治時期犯下反人類罪行一樣，沒有正式道歉。愛麗舍宮(Elysee Palace)參與了這項決議的起草，該決議沒有使用“國家犯罪”一詞。
阿爾及利亞總統阿卜杜勒·馬吉德·特布本(Abdelmadjid Tebboune)稱該決議是一種“積極姿態”，這是一種慎重的回應，或許反映出阿爾及利亞缺乏更正式的悔過。
法國的社區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法裔阿拉伯人聲稱，他們在工作和社會上普遍受到歧視，這通常是有充分理由的。反過來，他們也被指責——不僅是極右翼——拒絕融入法國社會，拒絕接受法國的世俗價值觀。錯不在一方面，但忽視殖民主義的遺產是愚蠢的，最終會損害和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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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偶爾會與它曾經統治過的所有北非國家——摩洛哥、突尼斯以及爭取獨立的斗爭更為血腥的阿爾及利亞——在一些問題上發生爭執。尤其有爭議的是大幅削減法國居民簽證數量的政策，以及限制公民權利和獲得社會福利的新限制。法國主流政黨似乎經常被反移民的右翼言論所左右。
馬克龍和部長們已經做出了一些努力來撫慰受傷的感情，阿爾及利亞總統將于今年秋天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但是，每當阿拉伯人犯下恐怖主義行為或其他嚴重罪行時，尖刻的言辭就會浮出水面。相反，去年6月，17歲的阿爾及利亞裔和摩洛哥裔青年納赫爾·梅爾祖克(Nahel Merzouk)在警方的一次道路檢查中被槍殺后，緊張局勢加劇。
法國與阿聯酋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關系良好。然而，像所有的前殖民列強一樣，無論它在哪里統治，都會激起一些懷疑和怨恨。除了與馬格里布國家斷斷續續的不和之外，反法抗議活動在西非大部分地區都有發生，包括尼日爾、馬里和布基納法索。
盡管馬克龍有些急躁，但他具備足夠的政治家特質來應對此類危機。如果說“法蘭西非洲”(Francafrique)——不是戴高樂的術語，而是一個準確描述他利用帝國與非洲的關系來維護法國作為世界大國地位的戰略的詞——現在帶有貶義的話，法國總統談到尋求與說法語的前殖民地建立“新的、平衡的、互惠的和負責任的關系”。
但在他于2027年第二任期結束后離任后，這種和解前景還能維持下去嗎?一個令人沮喪的前景是，他的繼任者將是勒龐，盡管她對這個標簽有多少爭議，但她長期以來一直是極右翼的旗手。
勒龐一直在努力改善其政黨形象，希望成為法國首位女總統。她仍然是一個未經考驗的人物，沒有政府或外交經驗，并且仍然被批評者視為一個伊斯蘭恐懼癥的煽動者。
她的外交政策記錄難以令人信服:支持英國脫歐(之前甚至支持法國脫歐)，對美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巴西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選舉勝利感到高興，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長期欽佩(盡管在入侵烏克蘭后有所下降)，對支撐歐盟(EU)和歐盟大部分運作的法德軸心北約(Nato)態度冷淡。
在國內層面，人們不可避免地擔心她與歐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互動的能力。多年來，她一直在鼓吹所謂的法國伊斯蘭化，如何能讓她勝任這項任務，更不用說與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領導人打交道了，這目前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