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告訴我不要再擔心唐納德·特朗普了。
就在震驚世界的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幾周后，卡特邀請我在他亞特蘭大的辦公室與他會面，我以為話題會是唐納德·特朗普。畢竟，我曾直言不諱地批評過特朗普，而現在，宗教右翼正在蓄勢報復。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人士希望解雇我，或者取消對我當時工作的宗教組織的資助。特朗普當選總統對美國民主意味著什么，更重要的是，對教會的見證意味著什么，這讓我感到不安，因為白人福音派被證明是特朗普最忠誠的基礎。卡特并不擔心。
“這些事情以前也發生過，”他說。“一切都有回歸的方式。看似不可阻擋和不可避免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我心想，他應該知道。卡特親身經歷了政治現實變化的速度之快。
1976年，卡特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吸引了一些美國人，也讓另一些人感到困惑。一位電視新聞播音員向觀眾保證，卡特的“重生”并不意味著他接受了上帝的直接信息。他的突然出現讓《新聞周刊》將1976年稱為“福音派之年”。
詹姆斯·法洛斯：一個不幸的總統，一個幸運的人
1976年總統競選期間擔任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的杜克·麥考爾（Duke McCall）說：“一個浸信會入主白宮的想法讓一些美國人陷入恐慌。”也許他們沒有注意到哈里·杜魯門和沃倫·g·哈丁都是浸信會總統。問題是吉米·卡特不僅是一個南方浸信會教徒——他說話也像個南方浸信會教徒。”
他確實做到了。
卡特在1976年競選中最著名的聲明是，他不能評判別人，因為他曾“帶著欲望打量過很多女人”。我心里已經犯過很多次奸淫了。”對于世俗的美國人來說，這樣的談話聽起來既陌生又尷尬。對一些人來說，這句話古怪而拘謹，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就像是一個人的叔叔選擇在感恩節的餐桌上坦白自己古怪的性幻想。然而，對于福音派的美國人來說，這句話讓人想起了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告誡：除了耶穌自己，沒有人能聲稱自己是無罪的。在全國各地的主日學校里，為自己的罪作見證是例行公事。卡特把這些告訴了《花花公子》，還加上了“螺絲”和“同居”這兩個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神學院院長暗示卡特不僅是浸信會教徒，還是南方浸信會教徒，而且他“說話像個浸信會教徒”，但他不清楚他指的是卡特無意識的上帝談話，還是他廣受諷刺的喬治亞口音。他在很多方面都“像”我們中的一個。
美南浸信會知道，圣經地帶以外的世界不理解我們的復興，不理解我們歸信的見證，也不理解我們的圣經典故。我們也知道同樣是這些人嘲笑我們的口音。一位來自南方腹地的美國總統對美國某些地區來說，似乎就像電視節目《喜唧唧》贏得艾美獎一樣不可思議。
卡特贏得了白人福音派的選票，贏得了“圣經地帶”（包括我的家鄉密西西比州）。一位福音派出版商出版了《吉米·卡特的奇跡》。他的公開見證受到了《今日基督教》的贊揚，他得到了帕特·羅伯遜和理查德·約翰·紐豪斯等人的支持。
然后，在短短四年時間里，他從《圣經》地帶的偶像變成了一個新活躍起來的宗教右翼政治網絡的令人厭惡的敵人——這個網絡本身就是一種跨宗派、跨教會的“福音派”項目。正如蘭德爾·巴爾默的傳記《救世主》所表明的那樣，卡特是一種融合福音派的代表——強烈要求個人皈依，與他人分享信仰，但在種族正義、婦女權利、核裁軍等問題上，他在政治上是自由派或溫和派。
顯然，卡特與他的大多數白人福音派同伴步調不一致，尤其是在墮胎（他對墮胎感到不安，但他不愿看到墮胎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其他“家庭價值觀”問題上。雖然身份政治最初為卡特贏得了南方黑人和白人工人階級選區的不同尋常的聯盟，但他的口音和證詞最終還是不夠。
摘自1976年7月刊：吉米·卡特是如何做到的
羅納德·里根不去教堂——更不用說教主日學校了——然而他卻團結了白人福音派教徒，尤其是南方人，反對卡特。從那以后，共和黨和福音派的聯盟變得越來越統一。
事實上，卡特成了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領袖經常舉的例子，說明他們為什么會支持一個結過三次婚、還夸耀自己通奸的賭場大亨。“吉米·卡特是一個很好的主日學校老師，但他不會為我們出頭，”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這樣說。“羅納德·里根會的。”到了特朗普時代，幾乎每一個他缺乏個性的例子都會遭到“我們在選舉一位總統，而不是一位牧師”的回應。
在某種程度上，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卡特、里根或特朗普，這種觀點都是合理的，并且符合美國福音派的傳統。殖民時期的浸信會教徒絕不會允許托馬斯·杰斐遜或詹姆斯·麥迪遜在主日學校任教，但他們非常樂意為了宗教自由與他們結盟。重生并不會給你任何特殊的治理技能。
無論是否支持卡特，幾乎沒有福音派人士質疑他的個人誠信。他也許內心充滿欲望，但沒人能想象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會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費。到特朗普時代，光有個人誠信還不夠的觀點已經演變成個人誠信根本不重要的觀點。當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嘲笑“轉過另一邊的臉”是軟弱的表現時，《圣經》中的說法似乎對這一代人來說就像“我心中的通奸”一直到最后一樣——只不過，這一次，福音派教徒自己似乎也不明白這一點。
我原以為2016年與卡特的會面會是一種尷尬的“我早告訴過你”的對話。畢竟，我來自美南浸信會較為保守的神學派別；卡特更溫和。我當時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公共政策部門的主席，卡特在21世紀初曾高調宣布與該組織分道揚鑣，理由是“保守派”領導人關心的不是對圣經的忠誠，而是權力。我無法想象，在我們見面五年后，我也離開了美南浸信會的生活。
摘自2022年6月刊：政治如何毒害福音派教會
然而，談話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卡特想知道任務委員會的情況如何，他回憶說，他原本希望在1978年參與“大膽的任務推進”計劃，但“因為工作原因，我做不到”。他詢問了浸信會婦女傳教聯盟（Baptist women’s Missionary Union），并談到了現已解散的美南浸信會男子教會兄弟會委員會（Brotherhood Commission）。他詳細地講述了美南浸信會各機構的運作，以及歷任美南浸信會領袖的性格。后來我對妻子說，除了一個人，我想不出任何一個美南浸信會的成員會知道他所討論的縮寫詞和名字的一半。
這也是福音派美國不復存在的一部分。一項又一項的調查顯示，無教派教會的興起，以及基督教教派成員的崩潰。在一個典型的美南浸信會教堂里，大多數人會認為自己是忠于福音和耶穌的，但很少會以美南浸信會的身份來塑造自己的身份。事實上，一些研究——比如政治學家丹尼爾·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引用的研究——表明，在政治活躍的自稱為“福音派”的人群中，增長最快的群體之一是那些根本不去教堂的人。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想要一個總統而不是一個牧師在橢圓形辦公室。他們根本不需要牧師。
現在吉米·卡特去世了，他是我們在世時間最長的總統，我想起了他在2016年終于抽出時間談論他想說的話。他說：“在公共場合挨打很難受。”“我想為你祈禱。”
我不記得他在禱告中說了什么。我記得他用了所有這些直接從《浸信會贊美詩》中摘錄的短語。我記得他請求上帝讓“我的心靠近耶穌”。我記得最后他念阿門的時候，和我們這個背景的南方浸信會教徒一樣：“阿門。”
如果我能回到那次會面，我可能會少跟他談特朗普，多談談我們這些重生的基督徒對永生的看法。我可能會說，死亡，就像政治的起伏，不是最后的定論。我可能會說：“每件事都有自己的出路。”“看似不可阻擋和不可避免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但是，話又說回來，他已經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