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海有一種特別的情緣。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束鮮花是在上海。1963年，我初為編劇，曾以悲劇《燕燕》和喜劇《秀才外傳》隨成都市川劇院巡演15大城市來到上海。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上海，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更令我難忘的是，大上海給了我戲劇人生的第一束鮮花。那年月，成都還沒有觀眾獻花的習慣。所以，給我獻花的兩位觀眾是輾轉到后臺才找到了我，我受寵若驚，半天都沒把花接過來，當時激動得連“謝謝”兩個字都忘了說。這是讓我終生難忘的一件事。第二件難忘的事是，隔天，上戲的戲文系邀我去和同學們談談創作經驗。才走出北大課堂沒幾天的我，竟走上了上戲的講臺。我不是學戲劇出身，當時還在學寫戲，可是我就被上海戲劇學院邀請到講壇上去講課。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大學的講臺，而且是鼎鼎大名的上海戲劇學院。想想，這件事我怎么能忘記？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上戲的名教授周端木、孫祖平、余秋雨、陳多、胡偉民、葉長海、宋光祖等先后到成都講學、授課或學術交流。在這一系列的學習中，我知道了編劇該怎么編，戲劇到底是什么等等。1983年，我和葉長海同在昆明開會，我倆聊天特別投機，當時戲曲已跌入低谷。我倆起勁地聊著戲曲，我憂心忡忡、焦慮不已。他卻不慌不忙地說戲曲有“可塑性”。可塑性！這三個字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和啟發，我開始琢磨什么叫做可塑性。什么是可塑的？是不是還有不可塑的？如此等等琢磨著，再認真研究七百多年的戲曲發展史，我終于悟到了戲曲的“變”與“不變”，并努力在實踐中去摸索那些“變”與“不變”。后來，我逐漸構建了一種“無場次現代空臺藝術”的戲曲演出形態。而這，都是從葉長海那里生發出來的。他的“可塑性”是我構建這種戲曲形態的“根”。因為他說的“可塑性”，讓我一直在想應該怎么塑，使戲曲不是原來的戲曲，卻又是原來的戲曲。

我把在上海學來的東西，拼命地學以致用，在實踐中去使用、去領悟、去發展。后來，又有時機讓我“偷藝”的就是排演《紅樓驚夢》。川劇《紅樓驚夢》的二度創作團隊，是以胡偉民為導演、上戲為主創的團隊，由周本義、金長烈、沈利群、李曉筠、韓生、蕭麗河、高德興等人組成。上海劇界名家幾乎悉數助陣，使此劇收到震撼觀眾的效果。在他們進行創作的時候，我就坐在他們背后，聽他們說什么。這又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偷”的還是上海的藝，所以我跟上海的情緣一直延續著。

在中國戲劇浴火重生的八十年代，我組織了27人的龐大“觀摩團”，在美琪劇院后臺駐扎月余，海綿式吸收戲劇營養并請胡偉民導演來駐地講課。這次觀摩，讓成都戲劇界大開眼界，知道了戲曲可變和怎么變。那時候，我提出了“全方位改革戲曲”，“全方位”不僅是劇本，服、化、道、編、導、演都要改。那次觀摩囊括了當時成都市戲劇創作的精英隊伍，我們每天都在討論學習。所以，我們的理念跟上海的藝術界是非常貼近的，因為我們很多東西是從上海學的。

后來，我的川劇《田姐與莊周》《紅樓驚夢》《死水微瀾》《欲海狂潮》《馬前潑水》《紅梅記》《激流之家》《都督夫人董竹君》和小劇場戲曲《卓文君》《馬克白夫人》以及我創作的晉劇《爛柯山下》《莊周試妻》和評劇《目連之母》等，都曾在上海演出。《燕燕》曾由上海越劇院兩度移植，《死水微瀾》曾由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的上海青年京昆劇團移植演出。2023年，我榮獲“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當我前往杭州領獎時，刻意逗留上海，我會見了經常想念的老朋友。我從1963年剛30歲來到上海，到現在我91歲，我和上海戲劇界的情緣始終未斷。我決定把我出版的劇作、小說、演出影像和我家的一些藏書捐贈給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憑多年來潛在的感覺，我覺得這是我那些東西最好的去處。就好像是給我的“老女兒”找了一個好婆家。我終于可以把她嫁出去了，嫁到我放心的地方，所以我非常高興。我的戲劇人生總算終身有托了，托付給最可靠的親人了。我在上戲有個小小的書屋，那么，我和上海的情緣還在繼續著。（徐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