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書記錄了圍繞越南老兵紀念碑的文化戰爭

　　就連紀念碑不應該在戰爭問題上表明立場的想法，也在越南老兵紀念基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 1980年公布的競賽項目中得到了體現。紀念碑不應“就戰爭及其行為發表任何政治聲明”。相反，它是沉思的、反思的和治愈的。

　　就像之前許多偉大的藝術和建筑作品一樣，林的設計成功不是靠發明新事物，而是靠平衡、強調和強調既存或預先確定的元素。她不僅列出了死者的名字，還把他們作為基本的視覺元素，按照死亡日期而不是等級進行排序。她的抽象思想比沙里寧或米爾斯的更為激進，因為它拒絕參考早期的建筑形式。它不是一個簡化的拱門，也不是一個膨脹的方尖碑。那只不過是兩堵墻在一塊下沉的泥土中相遇。

　　至于在戰爭問題上“不發表政治聲明”，她做得太好了。在美國戰敗和1975年南越崩潰后的狂熱氣氛中，一座拒絕評論戰爭的紀念碑被視為本質上的和平主義，或對戰爭的批評。在她贏得比賽后，林毅夫被迫在紀念碑上加上了一些陳詞濫調的題詞:“我們的國家尊重勇氣、犧牲和獻身精神……”

　　紀念碑的成功及其迅速受到公眾的歡迎，推動了廣場上或附近幾十年的新紀念建筑的落成。這些設計中的每一個都與林毅夫目的的嚴肅性和道德的明確性有所背離。1995年的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以具象雕塑為中心;2004年的二戰紀念館以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的規模再現了經典建筑的平庸之處——拱門、塔架和花環。2011年的馬丁·路德·金紀念碑是一座巨大的民權運動偶像雕像，讓人想起蘇聯或毛派的視覺圣徒形象。

　　這些設計都沒有強迫游客進入越南紀念碑的情感空間和孤立的沉思。許多新紀念碑都附帶了讀起來像用戶手冊的東西，指導游客去感受、去思考，甚至去做什么。在二戰期間的日裔美國人愛國主義紀念碑，我們在一個水池邊被提醒，“在這里我們承認一個錯誤。在這里，我們重申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對法律之下的平等正義的承諾。”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美國退伍軍人終身殘疾紀念碑網站引導游客參觀一系列的象征元素:“水的安靜流動旨在提醒我們，殘疾退伍軍人如何通過耐心克服個人障礙，找到生活的新意義和目標”，“儀式上的火焰是對退伍軍人的力量和犧牲的永恒致敬。”

　　停止在商場上建造房屋

　　這些紀念物的直接象征意義促使我們產生了有價值的情感。但林并沒有提供這樣的提示，她拒絕將設計與意義聯系起來。“我真正質疑的是寓言，”她在1991年發表的《紐約時報》采訪中說。“這代表了這一點，因為旅游指南上是這么說的。這是告訴人們該想什么和允許他們去想的區別。”

　　她希望，或者更確切地說，人們會把紀念活動當作藝術來體驗——開放的、模糊的、依靠觀眾來創造意義——而不是像今天的紀念活動和觀眾一樣，以精心策劃的情感體驗作為標準。40年來，建筑師和設計師們一直在復制、模仿或從林的設計中獲得靈感。但很少有人有勇氣向極簡主義的方向推進這么遠。

　　這是有理由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林語堂是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文化戰爭的序幕之一。那些關于性、性別和宗教的爭論留下的一個后遺癥——其中一些已經減弱了——是對藝術家拒絕明確意義傾向的揮之不去的焦慮。懷疑藝術家、知識分子和學者在嘲笑我們，用晦澀的語言掩蓋顛覆，這仍然是美國文化生活中一種重要的偏執形式。自越戰紀念館開放以來的幾十年里，美國人在反智主義方面變得越來越老練，對模棱兩可的東西持頑強的懷疑態度，擅長在公共藝術中尋找黑暗的含義。任何留給解釋的空間都變成了真空，陰謀思想迅速泛濫。

　　這種心態很早就在紀念館留下了痕跡。甚至在它落成之前，反對者就要求對設計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其中包括增加藝術家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設計的三個士兵的具象雕像。傳統的青銅雕塑是為了彌補哈特所說的虛無主義紀念過于精英化。“我不喜歡蔑視生活的藝術，”他說。

　　1984年，當這個褻瀆了林的原始想法的計劃被公之于眾時，里根和他的內閣高級成員一起出席了儀式。與1982年開館時不同，這次總統發表了獻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