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關于19歲的安布爾·黑格（Amber Haigh）發生的事情長達數十年的謎團在新南威爾士州上了法庭。那些被控謀殺黑格的人被判無罪。

　　通常我們并不確切地知道為什么有人被判有罪或無罪。但在這個案例中，給出了理由。

　　這是因為審判是“單獨的法官”：沒有陪審團的審判。這意味著法官既要對事實問題作出裁決，也要對法律問題作出裁決。由于法官被要求為他們的決定給出理由，我們了解了判決背后的原因，一些通常被陪審團房間的“黑盒子”所隱藏的東西。

　　在新南威爾士州，法官單獨審判正在增加。澳大利亞其他一些司法管轄區正在采取行動，增加單獨審判的機會。

　　雖然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有可能由法官單獨審判，而且與其他審判相比，這樣的審判數量很少，但一些律師和法官認為，這些審判比有陪審團的審判有優勢。

　　這是因為陪審團審判面臨很多挑戰。一些人在思考，在這個媒體飽和的環境中，是否存在公平的陪審團審判。那么，這些挑戰是什么？這些挑戰又將這個歷史悠久的過程置于何處？

　　刑事審判匯集了支持刑事指控的事實知識。陪審團的任務是獨立地評估審判中呈現的知識，并根據刑事證據標準得出有罪的結論：排除合理懷疑。

　　至關重要的是，非專業人士為這一過程提供了合法性，因為各行各業的人都參與了圍繞被告罪行的決策。

　　因此，陪審團是我們民主制度的基本組成部分。

　　刑事審判的合法性傳統上依賴于公開的司法、獨立的檢察官和非專業陪審團（“黑箱”），所有這些都由公正的裁判、法官監督，并得到上訴制度的支持。

　　但是，刑事審判的這些方面正受到法庭內外發生的變化的挑戰。

　　這些挑戰包括媒體對刑事司法事項的高度關注。

　　另一個問題是對檢察官在起訴個人時使用自由裁量權的方式的質疑。這在新南威爾士州、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和維多利亞州都在發生。

　　還有人擔心“垃圾科學”會依賴澳大利亞的法庭。這就是在審判中引入不可靠或不準確的專家證據的地方。

　　一些法律機構還要求設立上訴后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以防止錯判。

　　在刑事案件中，不僅僅是陪審團必須處理復雜的證據。法官和律師還需要掌握復雜的科學證據，了解新的專業領域，并了解驗證專家知識的不斷變化的實踐。

　　對法官和律師來說，這些任務的難度在2019年和2022-23年對凱瑟琳·福爾比格（Kathleen Folbigg）謀殺子女的定罪進行的兩次特別調查中得到了體現。基因科學的快速發展，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使人們對Folbigg的信念的準確性產生了懷疑。就在幾年前，第一次調查得出結論，對她的罪行沒有合理懷疑。

　　刑事審判面臨的挑戰是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動態的一個方面。新聞和信息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對科學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尊重程度各不相同。對權威和機構的信任度很低。

　　這些因素匯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場完美的風暴，并提出了關于刑事司法現在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存在性問題。

　　刑法及其制度的未來取決于它們的合法性。正是這種合法性賦予了法院禁止行為、起訴犯罪和授權懲罰的社會許可和權力。陪審團是這幅圖景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來改善陪審團審判，從而維護和加強其合法性。

　　一是向陪審團提供非常仔細的指導，以確保陪審員理解他們的任務，并且不會感到沮喪。

　　另一個是引入更高更好的專家證據標準。在法庭上作證的專家需要堅定的指導，特別是在他們使用行業術語時，以減少錯誤定罪的可能性。

　　這些變化可能與刑法的變化相結合，比如加強自衛法律，使家庭暴力情況下的婦女更容易獲得這些法律。

　　總之，這將有助于刑法不受未來的影響，準備好迎接未來幾年和幾十年我們尚未發現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