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發現自己在和朋友和家人重復同樣的對話。我們正處于一個異常溫暖的春天，氣候專家警告說，這對即將到來的夏天來說不是好兆頭。“這天氣多好啊?”我們會驚呼，然后內疚地承認，“是啊，但這也很可怕。”我們將迎來一個糟糕的森林大火季節。”

　　當我繼續進行這種談話時，我開始想:我是不是一個享受溫暖天氣的壞人?

　　我住在一個大城市，在那里我基本上不受氣候變化最具破壞性的影響。在最好的情況下，今年夏天的極端高溫將意味著在海灘上度過更多的日子。最壞的情況是，幾個不眠之夜和滿頭大汗的通勤。也許我們的城市居民也將不得不處理從火災中吹來的濃煙，但現在就這樣了。

　　但我們知道，氣候變化影響到最脆弱的群體，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因為他們對危機的貢獻最小。因此，在我對未來的焦慮和對當下的享受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的內心沖突。

　　一件名為“語言現實局”的公共藝術品提出了幾個術語來描述這種悖論。“shaden二月”這個詞是在2015年加州山火期間創造的，被定義為“以犧牲其他人、物種甚至未來的自己為代價，從好天氣中獲得的快樂”。同樣，“幸福”描述了伴隨氣候變化(如干旱)而來的短暫幸福體驗。

　　我問《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時代報》(The Age)的資深氣候與環境記者米基·帕金斯(Miki Perkins)，日復一日地報道氣候危機是什么感覺，以及她是如何應對這種認知失調的。當然，和其他人一樣，她對世界的現狀感到悲傷和絕望。但她也表示，報道幫助她感覺不那么無能為力，因為它幫助人們了解他們可能采取行動的一些方式。

　　“在某些方面，這是很有希望的，”她告訴我。

　　珀金斯還認為，享受生活是可以的，甚至是重要的，即使天氣變暖是一個不好的警告信號。“我開始相信，你需要在你能找到快樂的地方看到快樂。”

　　“享受愉快的一天，或者以平時無法享受的方式早早地在海里泡一泡，這沒什么錯。如果它讓你感覺更敏感、更平衡，你就可以回到現實世界，嘗試解決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

　　倫理中心的高級哲學家蒂姆·迪恩博士說，重要的是要記住，個人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能做的只有這么多。

　　但他說，我們日益網絡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意味著我們更有可能陷入憤怒或絕望。“與此同時，我們的感知范圍急劇增加，我們的權力范圍卻沒有太大變化。因此，在我們的大腦接觸到什么、我們的大腦對什么做出反應以及我們實際能做什么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脫節。”

　　“我認為我們有時會把自己打得有點過分，我們有時會感到比我們應該感到的更多的內疚。”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什么都不做。迪安表示，我們仍然有采取行動的道德義務，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個人權力的局限性。

　　他認為個人行為往往是自私的。“(有人會想)如果我每天都回收垃圾，那就表明我是個好人。我正在為自己被困在這個體系中的責任開脫。”

　　“所以有時候，滿足自己是好人的愿望也會欺騙我們假裝自己比實際情況更好。”

　　凱瑟琳·格林納威(Katharine Greenaway)是墨爾本大學社會心理學高級講師和研究員，研究氣候焦慮。她指出，雖然我們傾向于認為情緒是純粹的現象反應，但它們也可以是功能性的。例如，如果我的內疚或焦慮促使我做某事，可能會有所幫助。

　　雖然關于氣候焦慮到底有多大用處仍有一些爭論，但她懷疑，如果加上希望和效力(認識到自己的行動可以帶來改變)，它可以成為行動的強大推動力。當然，過多的焦慮也沒有幫助——格林納威認為，最佳狀態是在完全沒有感覺和極度焦慮之間的某個地方。

　　有趣的是，她的研究還發現，行動可以解決氣候焦慮。研究發現，以問題為中心的行動，如行動主義和志愿服務，以及社會聯系和情緒管理，都能立即帶來好處。

　　和迪恩一樣，格林納威也表示，結構性變革是必要的。她說，知道這一點會讓很多人感到被剝奪了權力。“我認為，這實際上是很多焦慮的來源，即被剝奪權力的感覺。”

　　她相信希望是對抗無助感的良藥。

　　“希望的運作方式，并不是盲目相信情況會好轉，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更多的是意識到我們可以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是關于設想一個積極的未來。”